第364章 寡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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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财富的博弈：俄罗斯寡头的崛起与嬗变（1990年代后）

莫斯科河沿岸的“卢布区”（Rublyovka），成片的巴洛克式别墅掩映在白桦林中，车库里停放着劳斯莱斯幻影与防弹奔驰，私人直升机在草坪上空起落——这里是俄罗斯寡头的聚居地，也是一个时代的财富符号。从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中诞生，到普京时代的“可控化”改造，俄罗斯寡头的兴衰史，本质是转型期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激烈碰撞的缩影。他们既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又是政治博弈的“棋子”，其生存逻辑深刻反映了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与妥协。

一、政治支撑：权力真空期的资本狂欢

俄罗斯寡头的崛起，始于一场由政治权力主导的“财富再分配”。1991年苏联解体后，庞大的国有资产如同无主的金矿，而掌握转型话语权的政治精英与嗅觉敏锐的商人，共同导演了这场“合法掠夺”的大戏。

“休克疗法”为寡头的诞生打开了制度缺口。1992年，叶利钦政府采纳经济学家盖达尔的建议，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放开90%的商品价格，同时启动国企私有化。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管制突然解除，导致恶性通胀（1992年通胀率达2500%），普通民众毕生积蓄瞬间贬值，而少数商人却通过“倒爷”生意（倒卖紧缺物资）迅速积累原始资本——阿布拉莫维奇（后来的切尔西老板）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倒卖汽油和橡胶，从一个普通工人跃升为百万富翁。更关键的是，国企私有化初期采用“凭证私有化”（每个公民获1万卢布私有化券），但民众为换面包被迫低价出售，这些凭证最终流入少数资本手中，为后续垄断埋下伏笔。

“贷款换股份”计划让资本与权力完成“神圣联姻”。1995年，叶利钦政府因财政危机，推出“贷款换股份”政策：寡头向政府提供紧急贷款，换取国企的控股权（多为油气、冶金等战略产业）。这场交易的本质是“政治献金换资产”——1996年叶利钦竞选总统时，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7名寡头组成“七人集团”，为其提供巨额资金（约5亿美元）并掌控媒体造势，助叶利钦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下连任；作为回报，政府将尤科斯石油公司（市值约200亿美元）以3.5亿美元“贱卖”给霍多尔科夫斯基，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转让给阿布拉莫维奇。这种“权力背书的低价收购”，让寡头们在短短几年内掌控了俄罗斯50%的Gdp，形成“资本绑架权力”的畸形格局。

普京时代的“可控寡头”政策重塑权力与资本关系。2000年普京上台后，面对寡头干政的局面（别列佐夫斯基甚至宣称“我可以让叶利钦任命任何人当总理”），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听话”的寡头（如阿布拉莫维奇）保留其财富，允许其涉足非战略产业；对“干政”的寡头（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则以“贪腐”“叛国”罪名打击——2003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被强行拆分，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古辛斯基的NtV电视台被国有化，本人流亡以色列。这场“清算”并非消灭寡头，而是将其纳入“权力轨道”：寡头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执行者，这种“可控性”成为普京时代寡头生存的新政治基础。

二、地域基因：资源禀赋下的财富路径

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上，埋藏着决定寡头命运的“地理密码”。从西伯利亚的油气田到北极圈的镍矿，从莫斯科的金融枢纽到通往欧洲的管道网络，资源的分布不仅塑造了寡头的产业版图，更决定了他们与国内外势力的博弈筹码。

西伯利亚的“黑色黄金”滋养了最早的寡头。俄罗斯已探明石油储量达1070亿桶，天然气储量占全球23%，而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萨哈林岛的 offshore 油田、秋明州的陆上油田，构成了寡头财富的核心来源。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曾控制西伯利亚1\/3的石油产量，日均开采量达170万桶，通过输油管道运往欧洲，年利润超100亿美元；阿布拉莫维奇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则垄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油气资源，2005年卖给俄气时，交易价达130亿美元。资源的不可替代性，让油气寡头天然拥有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即使在普京打击寡头时期，俄气、卢克石油等公司仍能保持相对独立，只因俄罗斯财政依赖油气出口（占Gdp的30%、外汇收入的50%）。

莫斯科的金融枢纽地位强化了寡头的资本控制力。作为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莫斯科继承了全国的银行、证券、结算系统，寡头们通过收购国有银行（如别列佐夫斯基掌控俄罗斯联合银行），掌控了货币发行、信贷审批的权力。1990年代，莫斯科的10家寡头银行控制了全国70%的金融资产，他们通过“高息揽储”吸收民众存款，再放贷给关联企业，或炒作汇率套利（卢布对美元汇率从1991年的1:1.7暴跌至1998年的1:2000，寡头通过外汇投机赚取暴利）。这种“金融寡头”与“资源寡头”的合流，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双重控制——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正是寡头银行的违规操作（大量发放无担保贷款）加剧了危机，最终导致政府债务违约。

对欧洲的能源管道网络，是寡头的“地缘政治杠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输油管道总长超2.5万公里，北溪管道、友谊管道等将油气输送到德国、意大利等国，而这些管道的运营权多由寡头企业参与——卢克石油负责波罗的海管道系统，俄气控制北溪项目。这种“能源纽带”让寡头不仅是商人，更成为俄欧关系的“隐形玩家”：2006年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中，俄气停止供气，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背后正是俄气与寡头控制的运输公司的协同操作；而阿布拉莫维奇通过掌控俄英能源贸易，一度成为两国关系的“非正式调解人”。资源的地理分布，让俄罗斯寡头从诞生起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属性。

三、文化体系：权力崇拜与生存悖论

俄罗斯寡头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转型期的“规则真空”与历史积淀的“强权崇拜”。他们既继承了苏联时期“权力决定一切”的潜规则，又模仿西方资本的运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他们崛起的密码，也是最终受限的根源。

“权力即财富”的生存逻辑贯穿始终。在俄罗斯转型期，法律体系混乱，产权保护薄弱，唯有靠近权力核心，才能确保财富安全。别列佐夫斯基的发家轨迹极具代表性：他通过与叶利钦家族的私交（尤其是与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的关系），获得了国家汽车工业公司（VAZ）的控制权，将其零部件业务外包给自家公司，年获利超5亿美元；他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决策，1997年一手促成基里延科出任总理，只因后者“听话”。这种“权力寻租”模式被所有寡头效仿——阿布拉莫维奇每年向叶利钦家族“进贡”数千万美元，换取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开采权；霍多尔科夫斯基则通过资助议会政党，试图将权力“制度化”（这也成为普京打击他的理由）。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与其说寡头是资本家，不如说是‘权力经纪人’。”

寡头间“联盟-内斗”的循环是常态。为对抗政府或瓜分利益，寡头们常结成临时联盟（如1996年支持叶利钦连任的“七人集团”），但联盟的基础是利益而非信任，破裂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别列佐夫斯基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争斗堪称经典：1998年，两人为争夺西伯利亚油田开发权，在媒体上互相曝光丑闻（别列佐夫斯基指责霍多尔科夫斯基偷税，霍多尔科夫斯基则揭露别列佐夫斯基侵吞国家资产），最终通过叶利钦出面调停才暂时平息。更激烈的内斗甚至涉及暴力——1990年代有超过300名寡头相关人士被暗杀，其中包括尤科斯公司副总裁涅姆佐夫（2015年在莫斯科街头遇刺），背后直指寡头间的权力斗争。这种“零和博弈”的文化，导致寡头群体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业秩序，最终被普京“分而治之”。

“西方化生存”与“本土依附”的矛盾撕裂。几乎所有寡头都在西方拥有巨额资产：阿布拉莫维奇买下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在伦敦拥有价值15亿美元的豪宅；别列佐夫斯基流亡英国后，住在肯辛顿宫附近的庄园；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子女均在瑞士留学，资产存于海外银行。他们模仿西方富豪的生活方式——喝拉菲红酒、看百老汇音乐剧、让子女就读伊顿公学，但这种“西方化”始终停留在表面：他们的财富根基仍在俄罗斯（依赖国内资源与权力），一旦与本土权力冲突，海外资产便成为“软肋”。2018年，英国以“洗钱”为由冻结阿布拉莫维奇的部分资产，正是利用了这种“海外依附”；而别列佐夫斯基最终在伦敦寓所“自杀”（疑点重重），更是这种矛盾的悲剧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