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6章 波斯商人，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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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产业链的“寄生性繁荣”。石油行业虽由国家垄断，但商人通过“配套服务”分得巨额利润：一是物资供应，从钻井平台的钢管到油田工人的罐头，几乎都由商人承包，德黑兰的“石油供应协会”由12个商人家族控制，他们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管勾结，将采购价抬高20%-30%，每年获利超10亿美元；二是石油衍生品贸易，商人从炼油厂购买原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后在国内销售（1970年代伊朗汽油价格由政府补贴，零售价低于成本，商人通过“走私到伊拉克”赚取差价，单辆油罐车的利润可达1万美元）；三是油田工程外包，美国公司（如埃克森、雪佛龙）将道路修建、营地建设等业务分包给伊朗商人，这些商人再层层转包给小承包商，形成“金字塔式”的利益分配。石油带来的“快钱”让部分商人失去了经营传统产业的耐心，1975年，大巴扎有30%的商铺转行做石油相关生意。

传统手工业的“高端化转型”。波斯地毯、开心果、藏红花等传统商品，在巴列维时期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奢侈品”的升级：商人聘请欧洲设计师改良地毯图案（加入几何元素而非传统花卉），用真丝而非羊毛制作，再通过纽约、巴黎的展销会炒作，使顶级波斯地毯的价格在1970年代上涨5倍，成为欧洲王室和好莱坞明星的收藏热点；开心果则通过品种改良（开发“长果开心果”）和包装升级（金属礼盒而非麻袋），出口价从每公斤5美元升至20美元，主要市场是美国和欧洲的高端超市。这些传统产业的从业者，既有大巴扎的老商人，也有新兴的“农业商人”——他们承包土地、雇佣农民规模化种植，用现代技术提高产量（如藏红花的温室种植），形成“公司+农户”的模式，1978年，传统手工业出口额达15亿美元，占非石油出口的70%。

西方消费品的“进口狂欢”。1970年代的石油美元盛宴，让伊朗成为中东最大的消费品市场，商人通过“进口许可证”制度垄断了西方商品的进口与销售：汽车（丰田、奔驰、通用）由5个商人家族分片代理，德黑兰的汽车销量从1970年的10万辆增至1978年的50万辆，经销商的展厅比欧洲的还豪华；家电（洗衣机、电视机）主要来自日本，商人通过“组装厂”（进口零部件在伊朗组装）规避高关税，单台电视机的利润可达售价的40%；奢侈品（香水、珠宝、时装）则通过“灰色渠道”进口（如从迪拜转运），在德黑兰的“黄金街”销售，买主多为王室成员、政府高官和暴发的石油商人。这种“进口依赖”导致伊朗本土制造业萎缩（1978年工业产品自给率仅30%），但商人却在其中赚得盆满钵满，部分进口商的年净利润超过1亿美元。

五、君臣佐使：商业网络中的权力层级

巴列维时期的商人世界，形成了一套与王朝权力结构镜像的层级体系。从王室关联的“宫廷商人”到大巴扎的小商贩，每个层级都有明确的权责与利益边界，这种结构既确保了商业秩序，也强化了对王权的依附。

“君”：王室关联商人的垄断特权。这些商人多与国王或王室成员有亲属关系（如王后的弟弟、国王的童年玩伴），或通过巨额献金获得“特许经营权”，控制着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哈梅内伊家族（非后来的最高领袖家族）垄断制糖业，通过王室关系获得全国糖进口配额，每公斤糖的进口价1美元，售价却达3美元；阿尔达希尔家族则控制汽车进口，1975年独家代理丰田汽车，年销量10万辆，仅代理费就赚2亿美元。他们的办公室通常设在德黑兰的“王室商业区”（靠近皇宫），门口有武装警卫，甚至能直接打电话给首相处理商业纠纷。这些商人是王朝的“经济近臣”，国王通过他们实现对经济的间接控制，而他们则用财富支持国王的政策（如资助王室的慈善基金），形成“利益共同体”。

“臣”：巴扎行会会长的中介角色。德黑兰大巴扎按行业分为32个行会（如地毯行会、香料行会），每个行会由“会长”（由商人选举产生，国王任命）管理，其职责包括：制定商品价格（防止恶性竞争）、调解商业纠纷（替代部分法律功能）、向政府反映商人诉求（如抗议过高的税收）、组织商人参与王室活动（如国王生日庆典的捐款）。会长多为60岁以上的资深商人，既懂传统规矩，又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是“商人与权力之间的翻译官”。1975年，地毯行会会长阿里·礼萨成功说服国王降低地毯出口税（从20%降至10%），条件是行会每年向王室“进贡”100条顶级地毯，这种“利益交换”是会长的核心工作。行会会长虽无官方头衔，却在商人中拥有至高权威，其一句话就能决定某个商人能否在巴扎立足。

“佐”：西化精英与官僚的协同。巴列维时期的商人越来越依赖两类“辅助者”：一是“西方留学经理人”，他们多毕业于美国哈佛、宾州大学的商学院，懂英语、会用电脑、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为商人处理进口合同、信用证、关税申报等“现代业务”，年薪可达10万美元（是普通商人的5倍）；二是“海关与税务官员”，他们掌握着进口许可证的发放、税收减免的审批，商人通过“回扣”（通常是交易额的10%）获得便利——1978年，德黑兰海关有1\/3的官员与商人存在“灰色合作”，甚至有官员专门为商人设计“低报价格”的公式（如将10万美元的商品报为5万美元）。这些“佐级”角色虽不直接经商，却是商人打通现代商业流程的“关键节点”，他们的存在让传统商人得以在西化的经济体系中生存。

“使”：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图景。支撑商业帝国的，是数百万底层从业者：克尔曼地区的地毯女工（多为农村妇女）在家庭作坊中编织，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仅10美元，一条售价1万美元的地毯，她们只能拿到50美元；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多为阿拉伯人）从事最危险的钻井和炼油工作，工伤率极高，却因工会被政府控制而无法罢工；大巴扎的搬运工（coolie）用扁担运送货物，负重可达百斤，按件计酬，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却要向行会缴纳“管理费”。这些劳动者是商人财富的“基石”，但与商人的贫富差距在1970年代达到顶峰——最富有的100个商人的财富，相当于500万底层劳动者的总收入，这种不平等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六、革命风暴：商人阶层的命运转折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波斯商人的命运。曾经与王室绑定的“宫廷商人”成为革命对象，被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传统巴扎商人最初支持革命（不满王朝的西化政策和官僚腐败），但很快发现新政权的“伊斯兰经济”政策（如国有化、禁止与西方贸易）更不利于他们；而普通商人则在革命后的混乱中失去生计，整个商业体系面临重构。

“宫廷商人”的覆灭。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权成立“革命法庭”，清算“王朝的经济支柱”：阿尔达希尔家族（汽车进口商）的资产被没收，家族成员流亡美国；哈梅内伊家族（制糖商）虽未被清算，但被迫将企业交给“伊斯兰基金会”；那些为美国公司做代理的商人，被贴上“卖国贼”标签，部分人被处决（如德黑兰的可口可乐代理商）。据统计，1979-1981年，有超过2000名王室关联商人逃离伊朗，带走的资金估计达50亿美元，这些人的离开导致伊朗进口贸易崩溃，汽车、家电等商品严重短缺。

巴扎商人的“短暂胜利与长期困境”。革命期间，大巴扎的商人曾积极支持反巴列维运动——关闭商铺举行罢工，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甚至用货车运送武器。他们期待新政权能恢复传统商业秩序，打击腐败的“宫廷商人”。但革命后，霍梅尼推行“伊斯兰经济”：将银行、大型企业国有化，限制私人贸易；禁止进口“西方腐朽商品”（如酒精、奢侈品）；用伊斯兰教法严格规范商业（如强制实行“无息贷款”，禁止投机倒把）。这些政策让巴扎商人的经营空间大幅萎缩，1980年，德黑兰大巴扎的商铺关闭了40%，地毯出口额从15亿美元降至3亿美元。更让商人失望的是，新政权的“革命卫队商人”开始垄断核心贸易（如石油换食品），传统商人被边缘化，曾经支持革命的他们，最终成为新体制的“被管理者”。

文化符号的颠覆。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经济政策，更重塑了商业的文化符号：西化的着装被禁止（商人必须穿传统长袍，女性商人需戴头巾）；与西方人做生意被视为“不爱国”；巴扎的“口头契约”虽仍存在，但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如禁止与犹太人交易）；甚至商品名称也被“去西化”（如“可口可乐”被改名为“伊斯兰可乐”）。那些曾经穿梭于东西方的商人，要么适应新的规则（如转而与苏联、中国做生意），要么流亡海外（主要去土耳其、迪拜），他们的“双重文化人格”在革命后变得不合时宜，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结语：历史的回响

巴列维时期的波斯商人，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复杂镜像。他们借助王朝的政治支持、地理的天然优势和文化的兼容并蓄，在石油繁荣中创造了商业奇迹，却也因依附权力、贫富分化和文化冲突，最终在革命中付出代价。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商人阶层既是变革的推动者，也往往是变革代价的承受者，而他们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政治走向、文化认同和全球格局紧密相连。

今天，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仍在延续着波斯的商业传统，但他们的交易对象从美国变成了中国，结算货币从美元变成了人民币，着装虽回归传统，却用智能手机处理订单。这种变化，或许是对巴列维时期“西化与传统”矛盾的一种现代解答——真正的商业智慧，不在于固守传统或盲目西化，而在于在时代变迁中找到适合自身的生存逻辑。这，或许是波斯商人留给世界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