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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效率逻辑:资本的效率=确定性x时间x集中度。他用“价值锚定”过滤掉99%的无效信息,让资本在“高确定性领域”沉淀,用耐心换复利,把“频繁动作”的消耗,转化为“长期持有”的增值。
4. 任正非:用“压强原则”聚焦资源的“突破效率”
华为从一家代理商成长为全球通信巨头,靠的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任正非提出的“压强原则”——“在关键技术、关键市场,集中优势资源打歼灭战,不搞平均用力。” 这是制造业和科技行业最典型的“聚焦效率”。
早期华为做交换机时,国内市场被爱立信、西门子等外企垄断。任正非没有分散资源做“全品类”,而是集中所有研发力量攻关“农村市场专用交换机”(外企看不上的低利润市场):简化功能(降低成本)、适应恶劣环境(防湿防沙)、支持多语言(适配农村需求)。靠着这个单点突破,华为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反攻城市,最终在交换机领域站稳脚跟。
进入5G时代,华为的“压强原则”升级为“饱和攻击”:在5G技术研发上,投入超6000名工程师,每年研发费用超1000亿元(占营收15%以上),把资源集中在“极化码”(5G核心技术)等关键领域,最终在5G专利数量上全球领先。
为了让“压强原则”落地,华为还做了组织效率的改革:推行Ipd(集成产品开发)和ISc(集成供应链)体系。简单说,就是把“模糊的研发、生产、销售流程”标准化:研发前必须做市场调研(避免闭门造车),生产时对接供应链数据(避免库存积压),销售后反馈用户需求(反向优化研发)。这套流程把“人治”变成“法治”,让资源投入更精准,减少“拍脑袋决策”带来的效率浪费。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秘密,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本质是通过机制让资源向“创造客户价值的地方”倾斜:给一线奋斗者高回报(奖金、股权),让他们愿意“压强投入”;对低效部门坚决砍撤(每年淘汰10%的管理者),避免资源沉淀在“不创造价值的环节”。
任正非的效率逻辑:资源是有限的,效率来自“集中火力打歼灭战”。他不追求“样样通”,而是通过战略聚焦+流程标准化,让每个资源颗粒都流向“能形成行业壁垒”的关键节点。
5. 张瑞敏:用“组织拆解”激活人的“响应效率”
在制造业,传统效率的死敌是“大企业病”:层级多、流程长、信息传递慢——一线员工知道用户要什么,但要层层汇报到总部,等决策下来,用户需求可能已经变了。张瑞敏对效率的破局点,是“把大企业拆成小团队”,让组织效率向“用户响应速度”倾斜。
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人”是员工,“单”是用户需求),本质是一场组织效率革命:
- 打破传统“集团-事业部-工厂-车间”的层级,把8万员工拆成4000多个“小微组织”(最小的团队可能只有3-5人);
- 每个小微直接对接用户订单,拥有决策权(定价、采购、用人)和收益权(利润分成);
- 集团从“管理者”变成“平台商”:提供供应链、法务、财务等基础服务,小微团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比如海尔的“卡萨帝”(高端家电品牌),早期只是一个小微团队。他们发现高端用户“想要个性化定制”,传统大厂的流程是“先设计再生产再销售”,而卡萨帝的小微团队直接带着设计师上门,用户说“想要嵌入橱柜的冰箱”,团队当天就能出方案,一周内完成生产——这就是“人单合一”的效率:决策链从“10层”缩短到“1层”,用户需求响应速度提升10倍以上。
张瑞敏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对他而言,效率的核心是“组织能不能跟上时代的速度”——当用户需求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组织效率就必须从“规模生产”转向“灵活响应”。
张瑞敏的效率逻辑:人的效率决定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必须对接用户效率。他不追求“管控力”,而是追求“响应力”,通过让每个细胞(小微)直接感知市场脉搏,让整个组织保持敏捷。
三、大佬们的效率共识:效率的底层是“价值锚点”
从马斯克到张瑞敏,不同领域的大佬对效率的实践千差万别,但底层逻辑高度一致:效率的本质是“围绕核心价值做减法”。
- 马斯克的核心价值是“技术突破”,所以他用第一性原理减掉“路径依赖的冗余”;
- 贝佐斯的核心价值是“客户体验”,所以他用长期主义减掉“短期利润的诱惑”;
- 巴菲特的核心价值是“资本复利”,所以他用价值锚定减掉“无效交易的消耗”;
- 任正非的核心价值是“技术壁垒”,所以他用压强原则减掉“分散资源的浪费”;
- 张瑞敏的核心价值是“用户响应”,所以他用组织拆解减掉“层级传递的滞后”。
他们的共同点是:先找到“不可妥协的核心价值”(用户、技术、长期复利等),再以此为锚点,砍掉所有与这个价值无关的动作——这才是效率的终极形态:不是“做更多事”,而是“只做对的事”,并把对的事做到极致。
就像任正非说的:“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人,只需要有缺点但能聚焦做事的人。” 对企业而言,效率的真相或许是:承认资源有限,接受不完美,把所有力气都用在能让自己“不可替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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